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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关键问题探讨

来源: 博士论文网 时间: 2017-05-27 10:28

  【摘要】20 世纪 80 年代起,中国与东欧诸国都开始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。实际上无论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,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或先或后走向市场经济,这是共性。各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现实国情,不能一概而论。在改革过程中,也有所谓“深水区”.笔者想谈谈其中几个关键问题。
  
  【关键词】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改革 经济制度。
  
  自 80 年代初,苏联在冷战中由攻势转为守势,其国内经济开始衰落,直至停滞。但使各国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却是“剧变”.在本文笔者不想探讨东欧剧变的原因或是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.只将剧变作为前提和背景。
  
  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,涉及方面广泛,很难一下给出完美的说法。只能略谈几点,管中窥豹而已。
  
  一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。
  
  各国在改革时面对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,但计划经济的程度和特点不同。要谈论改革,就要弄明白旧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中对改革的不同影响.虽说改革前,苏联、东欧国家与中国都是“计划经济”,但两者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。人们现在经常强调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,更深层次是的是经济类型不同.一种是古来既有,希克斯称为“命令经济”的类型。这是农业时代的产物。他不需要“工业文明”,不需要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,不考虑“投入产出系数”,没有严格的、数学基础上的“计划均衡概念”,没有最优化原则,仅以人们的主观意识,长官的个人需求或社会的某种道德激情来支配经济.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这种体制非常发达.
  
  另一种是建立在工业文明、理性、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。上述“命令经济”是一种无法“及时纠错”的体制,除非旧的命令着退出,新一代命令者有可能改变。而现代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的,造成纠错过程滞后并造成效率损失,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,必须经过市场的调整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.
  
  因此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事先将一切计划好,避免接触市场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,通过计算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解.
  
  这两种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很大不同.命令经济不仅不人道,缺乏效用生产效率,其“无法纠错”的特性比计划经济更糟糕。计划经济在这方面有长处,起码是“次优的选择”.但反过来说,从命令经济这种无序状态走出来却相对容易,而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却容易产生无序变得一团糟.一般来说,命令经济的改革较简单,可以使用两种方式:一是放弃命令,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就能实现过渡,二是使用更精确的数理模型制定更精确的计划。这两种方式,无论使用哪种付出的代价都较小。因为命令经济本就是不科学非理性的,要拨乱反正,回复计划或市场都很容易。
  
  可是,对于有计划经济成分略多的国家来说,问题就有点复杂了。通过改善计划,可以使计划更精确周密,越来越吻合完善的数理模型.但是,在“完美计划”上走得越远,要回归市场就越困难。使用数理模型计划的越精确,整个经济链条上就越环环相扣、紧密联系,计划一改变,整个经济系统会受极大影响。
  
  二、改革中的公平。
  
  这算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。通常改革说的是两方面的改革:一是公平,一是效率.现在看来,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主要区别在效率方面,从人道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而是否公平是人主观的感觉。这里说的公平是指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对等。一种体制把人束缚起来,同时又给人某种保护。如果体制所给与的束缚与保护是对应的,是平衡的,处于和谐状态,那么这种体制就是“公平”的。要摆脱体制,就面临摆脱束缚和失去保护.得到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,这就是所谓“代价”.如果失去的保护多于摆脱的束缚,人们就会觉得权利义务失衡,会感觉“不公平”.
  
  一些体制权利义务并不对等。或束缚多一些,或保护多一些。就“前计划经济国家”来说,对农民来说,中国、东南亚等国家对农民的束缚多一些.因此,在改革时,农民阶级会成为急先锋。苏联农民,在斯大林时期也受体制束缚很厉害.但苏联完成工业化后,开始反哺农民,1966 年之后,全苏农民开始享有工资、医疗和养老保险,他们受体制保护更多一些.这种时候改革就会遇到阻力,增加了转轨的社会成本,降低了效率。对于那些失去保护多于摆脱束缚的人,就会感觉不公平.
  
  总之,改革前中国的体制比苏联等国家更无效率,而中国对于农民束缚多于保护的体质更少公平。因此在改革前期受到的阻力较小。但这种效应是逐步减少的。
  
  三、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和稳定。
  
  迈向市场经济,不仅仅是体制的改革.需要解决三个问题:
  
  第一,走市场经济就要建立市场竞争的制度。东欧国家建立这制度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并无不同。只要政府放弃一些权力,做市场的守门人就行了.价格自由化---开放物价,用市场规则取代计划,是改革的第一步。
  
  第二,产权私有化。公有制的国家,专向市场经济,要解决产权的初始配置问题.为此,东欧搞了私有化,中国搞了产权明晰化。
  
  第三,稳定经济.改革前计划经济积累下的很多问题,在转轨时都可能爆发出来。改革一开始就要纠正失衡的经济,而治疗的过程是个对症下药的过程.对于经济严重失衡的国家,首要就是稳定经济。
  
  而东欧各国、俄罗斯在这三个问题上情况不太相同。
  
  比如捷克,稳定化任务不大,在剧变之前,捷克经济并无严重失衡,外债很少。但比起剧变前就搞过“市场社会主义”的波兰、匈牙利来说,它体制僵化,自由化任务很艰巨。
  
  波、匈两国正相反。他们都经历过市场化改革,计划的束缚已大为减轻。但经济状况较差,急需稳定。
  
  而俄罗斯这三方面都急需解决.俄罗斯通货膨胀极其严重,这是前苏联的遗留问题,急需解决。另外,俄罗斯缺乏市场经济的基础,国有制比重也很大.改革的阻力不小。
  
  四、总结:没有理论的运动。
  
  东欧剧变之后,改变的不能仅仅是政局,随着社会的剧烈震荡,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各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局面。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极复杂牵扯极广的事件。剧变之后,无论是政府首脑,还是普通百姓,无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.经济制度的转变,既源于政治制度、社会制度的改变,又反过来影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。百多年前,人们怀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,带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,进行社会制度改革的伟大尝试,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的,公有制的国家.百多年后,虽然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,但在我国却是落地生花,相信这是事物发展的螺旋上升,而我们只需站在前人的足迹上,砥砺前行.
  
  参考文献:
  
  [1]金雁,秦晖。十年沧桑: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[M].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4.  
  [2]马蔚云。对俄罗斯“休克疗法”的几点看法。东欧中亚研究[J] .2001(1)。